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那些被高考改变命运的人

  浙江在线6月9日讯(浙江在线记者 沈蒙和 通讯员 杨希林)当2017届高考生走进考场的时候,有一群“考生”在考场外纪念参加高考40周年。他们是恢复高考后的首届考生“77届”。浙江大学副校长罗建红就是“77届”之一。

  昨天,他的办公桌上多了两本书,一本是文集,一本是图集,是老同学刚送来的“浙医77级入学四十周年同学会纪念册”。因为在5月26日,原浙江医科大学1977级学生刚在杭州开过同学会。“我们那届有16个班,500多名学生。没想到那天到了403人,是历次同学会到得最齐的一次。好些老同学是从省外甚至国外专程赶回来的。场面很热闹,也很感动。”罗建红说,“一来是因为当年那段共同的特殊经历,同学情谊深厚,二来是因为大家久别重逢,都在感叹,一晃眼,我们居然已经认识四十年了。“

  罗建红与老同学们的相识,源于40年前的那场高考,不仅改变了他的命运,也改变了他们的命运

  罗建红(浙江大学副校长)

  假如没有高考

  他会是个种茶能手

  如今在神经生物学方面颇有建树的罗建红,40年前,因知青下乡,曾在茶场务农,每天在种茶、采茶、炒茶中度过。直到1977年10月,听到“恢复高考”的消息,19岁的他才放下了锄头,重新捧起书本。

  那年高考先在各县市进行初试,通过后才能参加全省组织的统一考试。而从得知高考恢复到参加初试,所有考生仅有一个月的时间复习备考。换作是现在的考生,早就该进入冲刺阶段了。那时的罗建红和小伙伴们,却才翻出零星的复习用书,互相借着看,几人合用。据他回忆,那时大家身边都没啥靠谱的复习材料,他刚巧有一套《中学数理化自学丛书》,已经觉得很幸运了,不像现在,教辅书能挑花眼。

  不光时间紧张,没复习资料,连像样点的复习场所也没有。罗建红索性每天一早就搬出小板凳,到知青集中安置点门口的大树下坐着看书,其他预备高考的知青也照做,几个人一边看一边讨论,复习气氛倒是很好。因为高中阶段基础扎实,他总是最快解出题目的那个人,很快就成了“临时老师”,他也从不藏私,都愿意和大家分享。“我们那时复习条件的确不好,但是换个角度看,仓促迎考反而避免了应试教育,比拼的是学生的综合素质。”

  12月,正式高考那天,罗建红独自一人步行去考点。“本来考点离家就不远,而且那时也没有所谓的送考一说。印象中,那年的考点外,除了考生,就没其他人了。”他解释说。那年,开化有数百名考生参加高考,有比他年长十岁的,也有比他小两三岁的,有的刚放下田里的农活,有的刚走出工厂。大家坐在考场里,看上去简直像两代人,最大的年龄跨度有十四五岁。但来不及感叹这样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场面,所有人都埋头答卷,想把握来之不易的机会,因为好些人已经等了10余年。

  若干天后,成绩单张榜公布,全县上线考生仅有30多名,最终只录取了17个人,罗建红是其中之一。他被原浙江医科大学录取,分到了医学五班。

  金洁(浙医一院血液科主任)

  假如没有高考

  她也许是名会计

  浙医一院血液科主任金洁教授,一眼就在同学会纪念册的那本图集的扉页,看到了自己当年的照片,一位神采飞扬的清秀少女。40年前参加高考时,她18岁,却已经是个经验丰富的工人了:一开始在工厂里给羽毛球拍穿线,后来又去了荧光灯厂做灯管,还做过出纳。‘假设没有高考,我现在顶多也就是个会计吧。”她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。

  金教授老家在温州,恢复高考的消息,还是妈妈从上海带回来的。“妈妈建议我试试,我就跟厂里请了假,又从亲戚那里借了书,回家复习。”她回忆说。离开校园好几年了,仅有的两个月复习时间,满打满算也不可能补上所有的考试科目,她把多数时间都用在了自己的强项数学上。据说,因为她每天看书到很晚,爸妈的朋友夜里路过她家门口,看到灯还亮着,以为是灯坏了,特地上门提醒。

  一直很支持女儿高考的妈妈,在她上考场前,炖了一支人参。“说要给我补补。不管40年前,还是现在,感觉爸妈对孩子的心意都是一样的。”金洁说。

  那年高考和今年一样,也是两天,考了语文、数学、政治、物理和化学,其中物理与化学合并,安排在同一场考试。每门课满分100分(物理和化学各50分),总分是400分。录取结果出来,200分就能被省内不错的大学录取,相当于每门课平均考50分就够了。而金洁,仅数学就考了73分,是当年绝对的单科高分。尽管物理化学弱了点,但还是轻轻松松进了原浙江医科大学。

( 发布日期:2019-04-16 20:11 )